杨奎松 | 你一国，我一国

图 | 《建党伟业》中，冯远征饰演的陈独秀 

“你一国，我一国”，不要把蒋介石的国当成共产党的国，这是毛泽东抗战中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时讲过的话。1959年、1973年，毛泽东又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这些话，在今天熟悉了现代史观，特别是熟悉了民族史观的很多人听来会难于理解，但对当年流血牺牲打天下、只认阶级革命史观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些话却很形象，很好懂，而且是天经地义。

反过来，蒋介石被迫跑到台湾岛上去之后，也是一样，继续以“正统”自居。众多国民党人，也是同样的思维和逻辑。

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民族，何以会弄成“你一国，我一国”？纯粹照斯大林式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来解释，显然非常困难。

形成于19世纪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点主张，确实曾经对中国近代历史选择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传统民族主义主张“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自决论，不要说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压迫、欺凌，哪怕仅仅是感觉地位不平等，任何民族都有反抗、自决和另立新国的权利。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就据此倡言建立大中华，孙中山等人也是据此以革命的。

但是，随之而来的情况，就不是传统民族主义观念可以解释的了。

武昌起义星星之火，轰然点起十余省造反烈焰，大清国瞬间倒台，汉人顺利夺取了政权。紧随而来的，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两大政治强人之间尖锐冲突，南方与北方势不两立，以及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迅速崛起。满人统治已经垮台，中国已重回汉人名下，汉人自己却陷入互不相下、你争我夺，甚至于你死我活的内讧之中。国家之四分五裂，民族之分崩离析，远甚于满人统治时代。

照理，有20世纪初汉满不两立的革命宣传，有清末宪政改革因清朝皇室愚昧颟预而夭折的教训，特别是有辛亥革命一朝胜利的经验，汉人精英阶层中明内外大势者必日多。

然而，大清国倾覆后，不改正朔，不弃发辫，不变衣冠，公开以清遗民自居，甚至直认“民国乃敌国也”者，却比比皆是。他们绝大多数并非满人，反而是汉人。甚至有梁漱溟之父梁济，1918年11月14日留下大量遗书，投积水潭自尽，“为清朝而死”。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清亡后蓄辫明志，得知清遗老叶德辉被杀后，留书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亦于1927年6月2日投昆明湖自尽。就连溥仪几度酝酿复辟，包括最后成立伪满洲国，身边所用之人多数也竟都是汉人。

今日强调中国特殊论者，多批评西方建构主义的民族理论，因为后者认定民族只是一个近代概念，是建立在自我选择和群体认同基础上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姑且不论谁是谁非，观察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相信现代国家就是所谓“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里的“民族（nation)”也是指需要以平等权利和政治认同为基础的“国民（nation)”的话，那么，这种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想象的共同体”，其实也在中国开始上演着。所谓“你一国，我一国”，无论是被动建国，还是主动建国，某种程度上即反映出这样一种近代政治的选择过程。

比如，1930年代初在中国境内就接连出现过四个“国”。除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外，另外几乎同时还并立过三个新“国”。它们分别是：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3月1日日本人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新京”宣布成立的所谓“满洲国”；1933年11月22日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福州宣告成立的“中华共和国”。

抗日战争期间，事实上也还是同时并存着四五个“国”除毛泽东所说“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外，大陆版图内还有日本扶植的两个“国”，一个是伪满洲国，另一个是汪伪标记的“中华民国”。

有人把辛亥以来中国之乱象和明朝灭亡之后李自成、张献忠及南明诸王一度各立国号自认正统、分别抗清的历史做比较，认为这些不过是中国一家一姓的王朝兴替在现代之延续与表现。这种说法多半忽略了现代之人与古代之人在对国家问题认识上的重要差异。

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之间存在什么重要差异呢？读一下大陆传统教科书就能发现，几十年来国人谈到最多的一个差异，就是辛亥革命后帝制在中国的彻底消亡。坦率地说，这确是一个事实。即不论清王朝颠覆后中国出现了怎样的乱象，也不论政治强人、专制势力怎样层出不穷、长盛不衰，要在中国复辟帝制却难上加难。

这种情况反映出，如果说古代之人将国家民族之命运寄希望于高高在上、乾纲独断的圣明天子的话，现代之人则已经不大相信“三纲五常”之类的传统观念，至少许多人已经有了“人民主权”的意识了。

当然，细究起来，社会的这种进步总是渐进的，而且是依知识层面逐次递进的。传统教科书所谓帝制在中国的彻底消亡，是因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当年陈独秀等人就不这样看。陈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因而袁世凯想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

回顾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可以肯定，陈独秀当年的这一观感更接近历史真实。但是，陈的说法也不十分准确。因为，他讲的“多数国民”，其实指的还只是大门上挂着“恩承北阙”，厅堂上供着“天地君亲师”牌位的普通百姓，他们当年决定不了国家事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成功毕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谁，因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种看似进步的历史结果?

形象地说，古代中国就像一个由无数涓流汇集而成的庞大的水库，无数个体小农就是构成水库的浩瀚之水，皇权及其制度就是控制着水库的水坝和水闸。皇权制度的存在，是将无数水滴集合成大一统水库的重要前提。一旦水闸被毁，水坝崩塌，大水奔腾而下，势必各行其道，各显神通，不达到各自新的归宿不止。

辛亥后帝制之再难复辟，除地方势力纷纷崛起，国家已经四分五裂、覆水难收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因共和、宪政的试行，民权思想的鼓吹，刺激了社会精英阶层，也包括大批实力派代表人物，他们的权力地位首先让他们多少有了西方人的那种权利意识。一旦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地位，他们自然再不会愿意另立一个什么万世一系的帝王，去俯首效忠了。

因为时代已大不同，因此，简单地拿大中华观来看待辛亥革命后这一段历史，显然也不尽妥当了。依据传统历史教科书上的说法，北京政府时期即使在民国史上也是极度黑暗混乱的。

改革开放后，两岸史家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了异议。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恰恰是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近乎空前绝后的全国性的思想启蒙运动，延续并推进了自晚清以来的宪政实验。向来我行我素，却对列强奴颜婢膝的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开始屈从于民众舆论的压力，废止了拿国权做交易的秘密外交办法。

有学者并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一时期宪政、共和、地方自治，乃至推动联邦制的种种尝试，特别是在1920年代上半期形成的同样空前绝后的“联省自治运动”，理当被视为近代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的一次重要机遇。

但问题是，在20世纪初期列强各国激烈争夺殖民地，国际关系中还通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特别是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谁能相信国人在“你一国，我一国”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就能够换来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呢？还在战国时代管子就看出：哪怕是诸侯割据，面对外敌时，也是“合则强，孤则弱”。

然而，这一时期多数闪光的历史现象，却恰怡又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及其大一统极大削弱的基础上的。一方面民权意识培养、民主宪政推行，需要打破水闸、水坝，形成分权分利的竞争局面；另一方面列强争夺，鱼肉无穷，又非筑坝合流、集人心国力不能止。予取予求，各有利弊。包括1930-1940年代出现“你一国，我一国”的情况，是好是坏，站在不同立场上也自然会各有各的说辞。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吊诡和矛盾。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分也有分的好处，合也有合的价值，但是合是分，却由不得历史当事人来决定。

近代以来的中国所以不能避免四分五裂，除了中央集权的老大帝国崩塌得太快，缺少权力和制度的过渡条件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世界大势的变化所致。

中国人开始下决心学西方、赶西方时，不幸正处在西方国家自身政治、观念分崩离析、旁枝横生之际。换言之，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等想要重建一个现代中国的时候，他们至少面临着三大主义和无数种道路方法的选择。

一大主义是民主主义。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已经实践成功，理当最容易成就国家富强的一种主义。但同为民主政治的实践，事实上又有英国式、法国式、美国式乃至日本式等多种不同的道路选择。

一大主义是民族主义。这是19世纪下半期在奥匈帝国统治范围内强劲生长起来，最能吸引落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思想主义。但同是民族主义运动，亦会因条件和诉求差异而生成为英国式的、德国式的、俄国式的，抑或所谓公民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等。

一大主义是社会主义。这是19世纪兴起的，建立在对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社会分化、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恶果反思和批判基础上，人们探索建立新的平等社会的一种尝试。但即使在20世纪初，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党派就早已经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严复译赫胥黎的《进化与道德》（即《天演论》)和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的1895年开始，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日止，国中精英分子较多吸收借鉴的是此前掌握的一些西方民主宪政的经验与知识，尤其想要以日本为榜样，走一条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的强国之路。

戊戌变法失败，大批政治精英和青年学生流亡或游学日本之后，他们中多数人明显变成新兴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狂热拥趸和追求者。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使国家政治运作合理化的法制和程序问题，而是整个汉民族的情感尊严和地位问题，并将向西方、日本学习，简化成了如何尽快地从被少数“蛮夷”压迫状态下获得解放的方法问题。

毫无疑问，族裔民族主义和英美式民主主义不是并行不悖的人类进化双轮。族裔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诉求是建立在强调国民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族裔民族主义的盛行，在成就民族革命、国家一统的集体主义任务的同时，与强调国民个人权利的英美民主主义思想潮流、观念意识，及其政治实践发生碰撞，不可避免；尽管同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它与事实上建立在马克思式的个人全面自由理念基础上，相信“四海同胞主义”，主张用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的方法，消除阶级、民族、国家差别与区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主张，更是注定要发生矛盾冲突的。

然而，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亦即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当年显然都曾经对三大主义囫囵吞枣、趋之若鹜，追捧唯恐不及。最具代表性的是孙中山。他一向以“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的中国奇人自居，强调党员“非服从我不行”。但是他却又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为一，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信誓旦旦地声言：“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并且要使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创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无论孙中山所言是否出于真诚，至少在此主张下，其追随者本身的追求就渐呈分裂状。三种主义、无数道路的选择，在一个偌大的中国，会催生出“你一国，我一国”来，应该也不算是现代民族国家时代一种不易理解的怪现象吧。

▍延伸阅读：

▼点击阅读原文，与思想者同行